牛津大学Radcliffe Camera图书馆。图/岳跃 摄于2021年6月

文 | 岳跃

创刊于1821年的《卫报》（The Guardian），是英国最有声誉的严肃媒体之一，今年迎来200岁的生日。受疫情影响，一系列纪念活动都搬到了线上。访学期间，牛津大学提供了一个机会，我可以旁听一场由《卫报》举行的“假新闻与真相危机”在线闭门研讨会。

我与《卫报》颇有缘分。2015年，我有幸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之邀，翻译由《卫报》数据新闻主编Simon Rogers写的书《Facts Are Sacred: the Power of Data》。这是一本讲述《卫报》如何做数据新闻的书。基于大数据分析和可视化技术的数据新闻，在当时被认为是传统新闻业转型的方向之一，《卫报》是这一领域的先驱，包括财新数字说在内，国内一大批媒体也都专门组建了数据新闻研发和报道团队。

借此机会我要吐槽一句，该书中文版上市时敲定的书名《数据新闻大趋势》并非我的翻译。我交付译稿时提供了21个备选中文书名，都是忠于原书名Facts Are Sacred而译的，但无一被采纳。传说中的出于营销目的而不忠于原著的潜规则，在我身上也被迫发生了一回，但还好正文部分都无恙。

而这句“Facts Are Sacred”，正是出自100年前《卫报》创刊100周年时，时任总编辑C.P. Scott写的社论，原话为“Comment is free，but facts are sacred”，即“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

C.P. Scott是《卫报》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编辑，从1872年开始，他主持了57年的编务工作。100年前他就写道，“从根本上讲，（事实是神圣的）就是要我们讲求诚实、行事正派、英勇无畏、心怀公平，是一种对读者和社会的责任感。”这些话，在假新闻泛滥的今天尤为珍贵，再过100年也仍然受用。

在近期刊发的一些纪念文章中，《卫报》前任总编辑Alan Rusbridger说，《卫报》创刊之时并没有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于一个信息混乱的世界里提供可靠的事实，并提供表达观点的机会。“如果默多克在200年前看《卫报》，他可能会说这是一个不能赚钱的垃圾生意。但200年我们一路走来了，还在银行里有10亿英镑，而且一切都打理得很好。”

《卫报》现任总编辑Katharine Viner说，“能持续很长时间的品牌并不多，能持续两个世纪的品牌更少。我认为《卫报》能够走到今天，是因为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为什么做新闻，以及我们为谁服务”。

与很多报纸不同，《卫报》从未有过一个“富爸爸”，近几任总编辑一致认为，其独特的所有权结构是长寿的秘诀之一。

C.P. Scott和《卫报》成立100周年时他写的社论。图/The Guardian

在C.P. Scott时代，《卫报》归其家族所有，是典型的家族企业；Scott去世后，他的后人因遗产税等原因，放弃了从《卫报》获得财务收入和股份的权利（当时市值100万英镑），转而成立了Scott信托——至今仍是《卫报》的唯一股东。这个信托没有受益人，要求办报盈余必须全数投入报纸本身的运营与品质的提升，信托设立的目的是确保《卫报》财务和编辑的永久独立。

有人说，这是一个新闻治理和公司治理并行的双元治理模式。但早在100年前C.P. Scott的那篇社论中，他是用“幸福婚姻”（Happy Marriage）来描述的，这是他理想中的编辑部门（公共特性）和经营部门（商业特性）的关系。他还认为，总编辑和总经理应当携手共进，不过“总编辑应该稍走在总经理前头”，于是“编辑为大”的精神从百年前开始就在《卫报》留传至今。

因为是闭门研讨会，具体内容不便透露，但会上的三个观点可以分享：

一是新闻是一个有专业标准和门槛的行业，它也需要一定程度的克制。但那些自称是新闻媒体的非专业机构已经开始破坏规则，无下限地放宽标准，毫无克制可言，流量是他们的终极目标，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

二是如果有能力，请尽可能成为专业新闻媒体的读者。因为垃圾信息针对免费的社交媒体进行了优化，它们伪装成新闻，但实际上你是在被“传教”，而成本最终由社会在承担；

三是越是在这样一个真相和谎言的界限变得模糊的世界中，对真相和声誉的追求就越重要，这个社会绝对需要那些致力于探求真相的人的存在，对真相的需求永远都在。

“时代在变，技术在变，原则没有变。两百年，我们才刚刚开始。”Katharine Viner说。

（“财新·牛津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