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瞰牛津。图/岳跃 摄于2021年5月

文 | 岳跃

英国，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广西、人口总数（6665万）接近湖南，目前日均新增确诊超2000例、印度和南非变异病毒入侵蔓延……形势如此严峻，在不少国人看来早已应该进入“战时状态”，严防境外输入更是当务之急。然而，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入境管控措施之松散，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2021年4月初，我从北京经法兰克福转机到达伦敦希斯罗机场，准备前往月底将要开始访学的牛津大学。行前，查询英国政府对国际旅客的防疫要求，就三条：1、抵英前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2、自行居家隔离10天的地址登记表；3、隔离期间两次自我核酸检测包的预订单。没了！只有来自疫情严重的红色名单国家（如巴西、南非等）的旅客，才要求到酒店强制隔离10天。

除此之外，有一条颇为严厉的警告：违反规定者将面临最高10000英镑（约9万元人民币）罚款和10年监禁。

一到入境大厅，看到乌央乌央排队过关的旅客，且毫无社交距离可言，我心头一紧，下意识地正了正刚换的N95口罩。移民官没有穿防护服，只戴了一个普通的外科口罩，看过护照并检查了那三样材料后，便将我放行。

入境后，只有红色名单国家旅客才会被统一安排由大巴送至指定隔离酒店，而非红色名单国家旅客则自行前往居所。根据英国防疫要求，入境后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能乘坐地铁、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但如何界定“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自行把握了。想到“10000英镑罚款和10年监禁”，老实如我决定花“重金”打个Uber去70公里外的牛津。

司机很热情，一上来就跟我攀谈。几句寒暄后，我问他，“你打疫苗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似乎也懂了，便不再说话。虽然都戴着口罩，但毕竟要在一个封闭的车厢里共处一个小时，且前后座没有隔离物，何况我还是个刚下飞机的外国人，大家尽量少说话可能会减少一丝感染的机会。

接下来便是10天的自我隔离。其实，期间并没有人实质性地来检查监督，一切都是靠自觉。不过我每天还是会接到一通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确认我是否仍在隔离，以及在第二天和第八天是否自行采样咽拭子并寄给检测机构。当然，他们有一套标准的话术，例如出现症状应该报告等等，也会在电话结束前重复“10000英镑罚款和10年监禁”的规定。我甚至还怀疑，他们也可能在我接电话时，利用手机定位技术查看我是否真的在自行申报的居家隔离地址。

隔离结束没几天，访学正式开始。我要在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选修两门课程，每周与一位教授进行一对一的一小时深度访谈，各种学术活动和讲座也等着我参加，还要在学院安排的办公室里，接待预定了我Office Hour的MPP（公共政策硕士）学生——他们对来自中国的记者格外感兴趣。

转眼已是五月初，来牛津近一个月，开课两周，初到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不由得也让我思考，英国政府松懈的防疫措施何以有效？应该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吧？背后是否有什么特殊的逻辑？在选修的课程之一《应用行为学与公共政策》（APPLIED BEHAVIOUR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中，我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

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设有一个特殊的智囊团队，叫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行为透视团队），又称Nudge Unit（助推小组），几乎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它都有参与。它是时任首相David Cameron执政期间于2010年成立的，旨在将行为科学应用于公共政策；该团队曾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通过一些微小的政策调整或者文本表述上的修改后，按时缴纳税款的人数显著增加。

而我这门课的授课老师Michael Sanders，此前正是助推小组的首席科学家，他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疫情期间，助推小组在改进个人防护行为上出过一些力。例如，去年见诸报端的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是“英国专家称：洗手唱两遍生日歌可以消灭病毒”。这位专家正是来自助推小组，但背后的逻辑实则是，唱两遍生日歌刚好是20秒，如此延长洗手时间比直接数20秒更为有效。

除了洗手，助推小组在“不要摸脸”的行为上，也给出过一些“妙招”。有研究发现，坐在办公室里的成年人平均每小时会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唇15次；而在疫情之下，频繁的面部接触也会加大感染的风险。助推小组就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将手放在口袋中或者两臂交叉，故意制造一些手部运动的障碍；再或是将手的注意力从脸部转移到其他地方，比如用手指敲击大腿或是手里拿个小球等。

应用行为学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决定，决策过程如何受到非理性、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并将这些结果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减少政策的执行成本，或者增加执行效果。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Richard Thaler教授（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哈佛大学法学家Cass Sunstein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畅销书《Nudge（助推）》，引发大众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财新总编辑王烁曾多次推荐过这本书，该书封面也是他最喜欢用的文章配图之一。

根据助推小组的说法，人们并不总是以“完全理性”的方式做出决定，政策制定者通过改变语境和呈现信息的方式，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带来重大的行为变化。其核心秘密，总结起来就是相互作用的九个关键词，用首字母缩写成MINDSPACE：

在政策的执行上，助推小组还有一组秘诀，那就是EAST：Make it Easy（简单化）、Make it Attractive（吸引力）、Make it Social（社交化）、Make it Timely（及时性）。

课堂上的我突然顿悟，自己大概率是中了入境政策“Incentives激励”的圈套。就拿隔离期间的两次自我核酸检测包来说，必须要在英国政府指定的机构预订购买，且价格昂贵，基本都在180英镑（约1620元人民币）。而一模一样的检测包和服务，对非国际旅行者来说，早已在英国境内全民免费。这背后隐藏的一个Nudge，似乎是“反正花了这么多钱，一定要做这个检测，不然会吃亏”。如果设想检测包是廉价的或者是免费的，那入境旅客可能并不会这么主动去自我检测。

“Priming暗示”的圈套似乎也十分奏效。尽管“10000英镑罚款和10年监禁”是对严重违反规定者而言，但是在入境政策的文本和政府来电中多次重复，潜意识里让我形成了一种不能违反任何规定的心理，哪怕是最小的侥幸心理都不行；而我假想出来的“电话定位说”，也进一步强化了要遵守“Norms行为规范”和“Commitments承诺”以免受罚的心理。

Michael Sanders说，助推小组在英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提供了不少支持，但它目前已不属于政府部门——2014年分离出来，目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主要由员工和一家慈善机构持股，但英国内阁办公室仍持有少部分股份。

独立之后的助推小组面向更大的市场，已经为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等。亦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广为流传，例如墨西哥财政部门向75万家企业发出经过巧妙设计的短信提醒后，税收申报率提高了37％。与此同时，美国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智囊团队（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并在促进养老储蓄、提升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然而，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利用这一“隐形武器”时，也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似乎带有“诱骗”性质的小伎俩，对不知情的广大民众来说是不正当的；尤其是在关乎生老病死等大是大非议题时，行为科学更是被指有滥用嫌疑。还有人批评说，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病，“拿大家当小孩，好像他们没有自我思考能力似的”。

作为助推小组的前成员，Michael Sanders也“大义灭亲”，在课堂上引导我们讨论助推的诸多伦理问题：助推是否操纵了人们的选择偏好?助推方法是否已在公共政策领域走偏?助推、影响、干预、操控之间到底应有何界限？

牛津大学的“网红”学者、高级临床医学研究员Ben Goldacre，就极力反对助推小组。他认为助推小组应该解散，因为“他们做的只是从行为经济学研究中过度推论”，“行为学进行的是小型研究，而且研究对象通常是学术环境中的大学生”；随机试验的结果不应该推广应用到群体性的政策。

英国政府现在面临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AstraZeneca（阿斯利康，即牛津疫苗）曝出在一些案例里出现了严重血栓的副作用，英国民众对是否接种该疫苗产生迟疑，欧洲多国也曾宣布叫停牛津疫苗接种。不少英国人希望接种美国产的Pfizer（辉瑞）或Moderna（莫德纳），然而这类进口疫苗长期缺货。

碰巧的是，《财新周刊》近期的一篇社论就是《疫苗接种需清障，更需助推 》；这段时间也看到不少国内的新闻，例如《港府出新招 接种首剂疫苗即可唱K逛夜店》，内地则有不少地方推行打疫苗送鸡蛋甚至发现金的政策，都有各种Nudge的影子。

就在写这篇博客时，我收到了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的邮件提醒：我此前预定了一个阅读座位（受疫情影响图书馆限流，进馆必须提前预订），如果一周之内两次不赴约，会被系统拉黑，接下来的两周不能预订座位。

Nudge无处不在。

（“财新·牛津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