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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跃牛津观察(一):防疫政策背后的小心机

鸟瞰牛津。图/岳跃 摄于2021年5月

 

文 岳跃

 

英国,国土面积(2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广西、人口总数(6665万)接近湖南,目前日均新增确诊超2000例、印度和南非变异病毒入侵蔓延……形势如此严峻,在不少国人看来早已应该进入战时状态,严防境外输入更是当务之急。然而,英国政府所采取的入境管控措施之松散,着实让人大开眼界。

 

20214月初,我从北京经法兰克福转机到达伦敦希斯罗机场,准备前往月底将要开始访学的牛津大学。行前,查询英国政府对国际旅客的防疫要求,就三条:1、抵英前72小时内的核酸阴性报告;2、自行居家隔离10天的地址登记表;3、隔离期间两次自我核酸检测包的预订单。没了!只有来自疫情严重的红色名单国家(如巴西、南非等)的旅客,才要求到酒店强制隔离10天。

 

除此之外,有一条颇为严厉的警告:违反规定者将面临最高10000英镑(约9万元人民币)罚款和10年监禁。

 

一到入境大厅,看到乌央乌央排队过关的旅客,且毫无社交距离可言,我心头一紧,下意识地正了正刚换的N95口罩。移民官没有穿防护服,只戴了一个普通的外科口罩,看过护照并检查了那三样材料后,便将我放行。

 

入境后,只有红色名单国家旅客才会被统一安排由大巴送至指定隔离酒店,而非红色名单国家旅客则自行前往居所。根据英国防疫要求,入境后只有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才能乘坐地铁、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但如何界定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自行把握了。想到“10000英镑罚款和10年监禁,老实如我决定花重金打个Uber70公里外的牛津。

 

司机很热情,一上来就跟我攀谈。几句寒暄后,我问他,你打疫苗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他似乎也懂了,便不再说话。虽然都戴着口罩,但毕竟要在一个封闭的车厢里共处一个小时,且前后座没有隔离物,何况我还是个刚下飞机的外国人,大家尽量少说话可能会减少一丝感染的机会。

 

接下来便是10天的自我隔离。其实,期间并没有人实质性地来检查监督,一切都是靠自觉。不过我每天还是会接到一通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确认我是否仍在隔离,以及在第二天和第八天是否自行采样咽拭子并寄给检测机构。当然,他们有一套标准的话术,例如出现症状应该报告等等,也会在电话结束前重复“10000英镑罚款和10年监禁的规定。我甚至还怀疑,他们也可能在我接电话时,利用手机定位技术查看我是否真的在自行申报的居家隔离地址。

 

隔离结束没几天,访学正式开始。我要在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Blavatnik School of Government)选修两门课程,每周与一位教授进行一对一的一小时深度访谈,各种学术活动和讲座也等着我参加,还要在学院安排的办公室里,接待预定了我Office HourMPP(公共政策硕士)学生——他们对来自中国的记者格外感兴趣。

 

转眼已是五月初,来牛津近一个月,开课两周,初到时的情景历历在目。不由得也让我思考,英国政府松懈的防疫措施何以有效?应该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吧?背后是否有什么特殊的逻辑?在选修的课程之一《应用行为学与公共政策》(APPLIED BEHAVIOURAL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中,我似乎找到了一些答案。

 

英国政府内阁办公室设有一个特殊的智囊团队,叫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行为透视团队),又称Nudge Unit(助推小组),几乎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它都有参与。它是时任首相David Cameron执政期间于2010年成立的,旨在将行为科学应用于公共政策;该团队曾有不少成功案例,比如通过一些微小的政策调整或者文本表述上的修改后,按时缴纳税款的人数显著增加。

 

而我这门课的授课老师Michael Sanders,此前正是助推小组的首席科学家,他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疫情期间,助推小组在改进个人防护行为上出过一些力。例如,去年见诸报端的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标题是英国专家称:洗手唱两遍生日歌可以消灭病毒。这位专家正是来自助推小组,但背后的逻辑实则是,唱两遍生日歌刚好是20秒,如此延长洗手时间比直接数20秒更为有效。

 

除了洗手,助推小组在不要摸脸的行为上,也给出过一些妙招。有研究发现,坐在办公室里的成年人平均每小时会触摸眼睛、鼻子或嘴唇15次;而在疫情之下,频繁的面部接触也会加大感染的风险。助推小组就给出了一些建议,比如将手放在口袋中或者两臂交叉,故意制造一些手部运动的障碍;再或是将手的注意力从脸部转移到其他地方,比如用手指敲击大腿或是手里拿个小球等。

 

应用行为学主要研究的是人们如何在现实世界中做决定,决策过程如何受到非理性、偏见等因素的影响,并将这些结果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减少政策的执行成本,或者增加执行效果。芝加哥大学行为经济学家Richard Thaler教授(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哈佛大学法学家Cass Sunstein教授在2008年出版的畅销书《Nudge(助推)》,引发大众对这一领域的关注。财新总编辑王烁曾多次推荐过这本书,该书封面也是他最喜欢用的文章配图之一。

 

根据助推小组的说法,人们并不总是以完全理性的方式做出决定,政策制定者通过改变语境和呈现信息的方式,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带来重大的行为变化。其核心秘密,总结起来就是相互作用的九个关键词,用首字母缩写成MINDSPACE

 

 

在政策的执行上,助推小组还有一组秘诀,那就是EASTMake it Easy(简单化)、Make it Attractive(吸引力)、Make it Social(社交化)、Make it Timely(及时性)。

 

课堂上的我突然顿悟,自己大概率是中了入境政策“Incentives激励的圈套。就拿隔离期间的两次自我核酸检测包来说,必须要在英国政府指定的机构预订购买,且价格昂贵,基本都在180英镑(约1620元人民币)。而一模一样的检测包和服务,对非国际旅行者来说,早已在英国境内全民免费。这背后隐藏的一个Nudge,似乎是反正花了这么多钱,一定要做这个检测,不然会吃亏。如果设想检测包是廉价的或者是免费的,那入境旅客可能并不会这么主动去自我检测。

 

“Priming暗示的圈套似乎也十分奏效。尽管“10000英镑罚款和10年监禁是对严重违反规定者而言,但是在入境政策的文本和政府来电中多次重复,潜意识里让我形成了一种不能违反任何规定的心理,哪怕是最小的侥幸心理都不行;而我假想出来的电话定位说,也进一步强化了要遵守“Norms行为规范“Commitments承诺以免受罚的心理。

 

Michael Sanders说,助推小组在英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方面提供了不少支持,但它目前已不属于政府部门——2014年分离出来,目前是一家独立的公司,主要由员工和一家慈善机构持股,但英国内阁办公室仍持有少部分股份。

 

独立之后的助推小组面向更大的市场,已经为多个国家的政府部门提供政策咨询服务,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加坡等。亦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广为流传,例如墨西哥财政部门向75万家企业发出经过巧妙设计的短信提醒后,税收申报率提高了37%。与此同时,美国也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智囊团队(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Team),并在促进养老储蓄、提升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

 

然而,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利用这一隐形武器时,也有不少学者持反对意见,认为这种似乎带有诱骗性质的小伎俩,对不知情的广大民众来说是不正当的;尤其是在关乎生老病死等大是大非议题时,行为科学更是被指有滥用嫌疑。还有人批评说,这是一种精英主义病,拿大家当小孩,好像他们没有自我思考能力似的

 

作为助推小组的前成员,Michael Sanders也“大义灭亲”,在课堂上引导我们讨论助推的诸多伦理问题:助推是否操纵了人们的选择偏好?助推方法是否已在公共政策领域走偏?助推、影响、干预、操控之间到底应有何界限?

 

牛津大学的网红学者、高级临床医学研究员Ben Goldacre,就极力反对助推小组。他认为助推小组应该解散,因为他们做的只是从行为经济学研究中过度推论行为学进行的是小型研究,而且研究对象通常是学术环境中的大学生;随机试验的结果不应该推广应用到群体性的政策。

 

英国政府现在面临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因AstraZeneca(阿斯利康,即牛津疫苗)曝出在一些案例里出现了严重血栓的副作用,英国民众对是否接种该疫苗产生迟疑,欧洲多国也曾宣布叫停牛津疫苗接种。不少英国人希望接种美国产的Pfizer(辉瑞)或Moderna(莫德纳),然而这类进口疫苗长期缺货。

 

碰巧的是,《财新周刊》近期的一篇社论就是《疫苗接种需清障,更需助推 》;这段时间也看到不少国内的新闻,例如《港府出新招 接种首剂疫苗即可唱K逛夜店》,内地则有不少地方推行打疫苗送鸡蛋甚至发现金的政策,都有各种Nudge的影子。

 

就在写这篇博客时,我收到了牛津大学Bodleian图书馆的邮件提醒:我此前预定了一个阅读座位(受疫情影响图书馆限流,进馆必须提前预订),如果一周之内两次不赴约,会被系统拉黑,接下来的两周不能预订座位。

 

Nudge无处不在。

 

 

财新·牛津访问学者奖学金项目由万科公益基金会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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